潮汕人常常自嘲处于“省尾国角”。展开中国地图，潮汕地处东南一角，北有山，南临海，居于粤之东，距离省城广州便有近五百里，谓之“省尾国角”倒也名副其实。即使如今交通便利，在揭阳潮汕机场坐飞机可直达广州，北京，但是坐汽车到广州仍需五六个小时。试想在交通落后的古代，可不是“鸟飞犹是半年程”？

潮汕人属于福佬民系，其形成与从福建进入的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。福建历来地狭人众，而广东的潮汕地区与其只有一岭之隔，是福建移民迁入的第一站。唐宋以来，福建移民源源不断地向广东涌入。据说韩愈贬潮州期间，曾“以正音为潮人诲”，即用中原语音来改造潮州土音，但是没有成功，显见潮州方言当时已经日趋定型，难以改变。宋代开始，为数不少的闽人和潮汕人一批批沿海路南迁，抵达粤西沿海和海南岛，与那里的住民发生交流整合，形成福佬民系在广东的另外一个分支。

潮汕地区三面背山，一面向海。境内虽有富饶的潮汕平原，但生存环境并不易，常有台风与地震威胁，加上历来地少人多，人均可耕地不到三分田，这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，故潮汕人有“种田如绣花”的说法。

潮汕人分布在广东东南沿海，生活无不资仰于海洋。耕海、冒险、海神崇拜等海洋文化至为发达，是潮汕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质。唐宋时期，潮州渔民已在深海渔场作业，出现我国最早渔场之一。北宋就有印尼的商船到潮州进行贸易。明清时期，潮汕地区已有发达的海洋性商业贸易活动。即使在清初海禁时期，潮汕商人还是偷偷进行海外贸易。“潮州帮”商人集团与“广州帮”一样，远涉鲸波，逐海洋之利。

鸦片战争后，汕头开埠，潮汕人到海外谋生者比比皆是，因此潮汕地区成为和江门五邑齐名的重要侨乡。当然闯世界总不会一帆风顺，那是拼却了生命的拼搏与挣扎，是被生活所逼走投无路的艰难抉择。有歌谣为证，“无钱无米无奈何，背个包袱过暹罗（即泰国）。火船一到七洲洋，回头再望我家乡。父母嬷子个个哭，哭到我心如着枪”，“暹罗船，水迢迢，会生会死在今朝。过番若是赚无食，变做番鬼恨难消。”但潮人终归是拥有精明头脑和拼搏精神的，再加上南洋这些国家当时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，喜好抱团的潮人生意便越做越大。如今东南亚地区尤其在泰国，许多大商人的祖籍都在潮汕。

强烈的商品意识，是潮汕人颇具优势的文化品质。他们不仅在农业上精耕细作，在手工业上也是精雕细琢，在商业上更是精打细算，极善经营，闻名海内外，故有“东方犹太人”之称。但惟利是图、精明过头的商人，总归招人嫉妒。这也是历史上血迹斑斑的排犹运动的导火线，东南亚的“排华运动”也有相似的原因。如今不少潮汕人对“东方犹太人”的名头似乎沾沾自喜，引以为荣，其实这个命名背后是一段心酸的血泪史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晋商、徽商和潮商曾闻名天下，而且晋商和徽商的名头显然要比潮商显赫，山西人开的“票号”左右了大清朝200余年的金融市场，连慈禧太后也向晋商伸手借过银子。财大气粗的晋商衣锦还乡，极尽奢华建宅子，直到今天还留下了诸多山西“大院”。只是现代晋商和徽商都偃旗息鼓，而潮商旗帜依然树立。这与晋商和徽商本质上都是官商、唯有潮商走市场之路不无关系。作为官商，晋商和徽商依附于朝廷经营盐、米、茶叶等生活必需品，或者开票号，相当于今天的钢铁、烟草和金融行业，通常受国家调控，一旦进入这些垄断经营行当，伴随而来便是巨额利润。然而晋商和徽商一旦失去依附的时代，他们的命运也随之完结。潮商人坚持走比较单纯的市场化之路，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所以能一直走到今天。

世界各地有华人的许多地方都建有潮州会馆。明清时期，在国内的许多商埠也都设有潮州会馆。在东南亚各国和美、加、澳等地也组建有潮人社团。1981年成立的“国际潮团联谊年会”，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性聚会。1997年第八届年会第一次在潮人本土汕头举行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向大会发来贺电，潮商在海外影响可见一斑。

潮汕人精于商业之道，但也不排斥读书人，潮州人相信这和被贬到潮州担任刺史的中唐大文豪韩愈有关。韩愈上任后荐举地方俊彦主持州学，同时兴办学校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，他还捐出8个多月的俸禄。后来历任地方官也都注重教育，成就了潮汕人儒雅的秉性。精致的生活态度在潮人身上根深蒂固着，仿佛融进了血液里的那一份讲究，即便是贩夫走卒，也不例外。曾见过三轮车夫，等待客人的那点儿空闲，也不忘来上几杯儒雅的工夫茶。宋代词人柳三变曾说：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。”其实潮人是把浮名微利也拿来浅斟低唱，工作与生活两不耽误。曾有人把潮人的心态归纳为“工夫茶”文化，颇多微辞，仿佛一旦抛却了工夫茶似的精致，换上大碗茶，就当能干出大事。这不免皮相，没了工夫茶的精致，何来潮人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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