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州人。bai”此言虽夸大了些，但“国du内一个潮汕，国外也有一个潮汕”，那是zhi千真万确的事。海内外潮人把“过番歌”称为“潮人思乡曲”，是不无道理的。

       天顶一只鹅，阿弟有（老婆）阿兄无，

       阿弟生仔叫大伯，大伯听着无奈何，

       背起包袱过暹罗（泰国），走去暹罗牵猪哥（牵公猪配种），

       赚有钱银加减寄，寄来唐山娶老婆。

       这首歌表现潮人有“生性好聚，聚必有乐”的品性。他们过洋在外谋生，既相互团结帮助，又不强求于人，靠自己“骨头生肉”、刻苦勤奋和聪慧才智。乐时乐，苦时也乐，歌为心声，这就是潮汕“过番歌”的内涵。

       无可奈何炊甜粿

       “无可奈何炊甜粿”是一句潮汕俗谚。清代潮人到南洋谋生者，每次过洋，快者须十几天，如遇大风浪行程则难预料。故潮人过番者，定叫家人炊甜粿（红糖年糕），因甜粿不易变质，携带方便，可以它作粮。

       潮汕地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悠久，据载元代以前就有，故历来乡情、亲情、族情甚重。潮人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、“骨肉相附”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，谁愿远离家乡谋生？但韩江三角洲，古时方圆不足900平方公里，仅占全区总面积的30%，余者均为山地丘陵，东南面则是一望无边的大海，故有“其为屿者十之三，其为水者又十之四，可耕之土无几”之说。

       正因如此，潮汕人虽聪慧勤奋，把山坡、路旁、池边、田沟、墓隙均变为耕地，种田如绣花，一年四季，间种插种，也获几收。可是地狭人众，怎能维持生计？故长期以来，过着半饥半饿的生活。居山乡地的潮人，每日两餐番薯一餐粥是常见之事，真如有关史籍所记述那样：“纵有丰年，也不足供三月之食。”加上暴政、乱世、天灾、人祸，离乡别井，海外谋生，就势成必然。

       老一辈人说：“祖父那一辈人过番是很苦的，哪有什么大帆船？都是自缚竹排作舟，自炊甜粿作粮，撑起破被当帆，用绳子或水布，一头绑在自己腰部，一头缚在竹排之上，渡黑水过七洲洋。若遇大风浪，竹排被打翻，人落水，爬起来照样行驶。有幸者遇着洋船叫救命，才能脱险到暹罗。”那小小竹排，怎顶得住七洲洋的大风浪？不少人只能漂流到附近孤岛等待过往大船。故潮汕民间歌谣云：“断柴火，等饿死。无奈何，卖咕哩。”其中有“过番歌”是用潮州“活五调”（悲调）这样唱的：

       一溪目汁一船人，一条浴布去过番。

       钱银知寄人知返，勿忘父母共妻房。

       火船驶过七洲洋，回头不见我家乡。

       是好是劫全凭命，未知何日回寒窑。

       清代末年，帝国主义在潮汕掠夺潮人过洋卖苦力，他们在潮汕设有各种各样的“招工局”，潮人称它为“猪仔贸易”。如英国德记和荷兰元兴等洋行，在汕头设有“猪仔馆”。卖身的“猪仔”被关进铁笼运往海外，死者不计其数。

       1741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伐根年在爪哇巴达维亚对华工进行一次大屠杀，死者万余人，成为历史上震惊中外的“红河血案”。可是清政府不去谴责洋人，反说自己的国民“类顽愚凶悍，为天朝遗弃之莠民”，并向内外声称“天朝莠民不惜背诵祖宗庐墓，出洋谋利，朝廷概不闻问”。潮工的处境，可想而知。

       1876年前后，潮汕各地的“猪仔馆”、“咕哩行”多达20余家。潮汕人走投无路，被迫过洋谋生，相关“过番歌”甚多，如：

       暹罗船，水迢迢，会生会死在今朝。

       过番若是赚无食，变作番鬼恨难消。

       心慌慌、意忙忙，上山做苦工，

       日出分伊曝（晒），落雨分伊淋。

       所扛大杉楹（大木头），所做日共夜，

       所住破寮棚，真真惨过虾。

       渡过黑水（七洲洋），吃过苦水，满怀心事付流水；

       想做座山（基业），无回唐山，终老尸骨归义山（坟墓群）。

       “番批”钱银唐山福

       据《潮汕侨批简史》载：仅仅在1869年到1948年，潮汕过番总人数就达580余万。到20世纪末，人数猛增至1000多万，这一数字，相当于目前潮汕本土的人口数，故有“国内一个潮汕，国外一个潮汕”之说。

       正是这样，国内的潮汕人，有相当一部分靠“番批”过日子，故有“番批钱银唐山福”的俗语，“番批”成为潮汕人生活之所系、亲情之纽带。

       许多潮汕人渡洋抵岸之后，第一时间就给家里写信报平安。如潮安陈厝垅的陈金炳，他在1936年十一月初一抵达马来西亚之后，初三就给母亲寄出平安信，并向亲友先借6元寄给母亲，好让母亲放心。泰国潮侨杨捷寄给家乡澄海冠山乡妻子的“番批”中有国币5万元和一句血泪语———“见信切赎回我女”，这“番批”款成了救命钱。

       早期，由潮人在同伴、同乡中推选出老实忠厚靠得住的人为他们代送信件和财物。这些人长期穿走于大洋水道，熟悉往返潮乡、南洋的路径，初时被称为“走水”，后来被称为“水客”。

       随着“闯南洋”、“溜乌水”的人多了，行业性的“侨批局”应运而生，如较早期的有新加坡潮商黄继英创立的“致成批馆”和澄海黄松亭设在汕头的“余庄批局”。无论早期的“水客”还是晚期的“批局”，递送“番批”都是靠往返南洋、潮汕的“红头船”带送。据老辈人回忆：“往年农历九月，台风少，红头船从南洋返来，澄海樟林港就拍锣拍鼓迎接，比过年过节还热闹。”故民间有俗语云：“九月尾，铜锣澎澎叫。”有“过番歌”这样唱道：

       洋船到，猪母生，鸟仔豆，带上棚。

       洋船沉，猪母晕，鸟仔豆，生铺蝇（虫）。

       信一封，银二元，叫（老婆）刻苦勿愁烦。

       奴仔知教示，猪仔着知饲。

       田园落力做，待到赚有钱，

       我猛猛回家来团圆。

       1940年至1945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，“番批”中断，在潮汕的侨眷求借无门，不少人沦为乞丐，流落他乡，有的被迫改嫁，有的卖儿卖女，境况凄凉……有一首“过番歌”用“活五”悲调，如泣如诉地唱道：

       “番批”断，无火烟，

       走四方，乞无食，

       仔儿饿死娘改嫁，

       一下提起目汁流。

       “过番歌”的作者为广大潮汕民众，他们诉说着自己的苦难生活、悲惨遭遇，揭露旧社会的罪恶，以亲身体会唱出自己的心声，听者与歌者同悲、同愁、同欢乐……细细品味“过番歌”，对比潮人今天和往日的生活，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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